首先，“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蕴含着对人自身潜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激励人不断进取的积极的人生观。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对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当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经济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这种人生观是企业或其它经济主体、个人在竞争中获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推动着企业经济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此类命题，对全人类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其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在实践上有它的积极作用和现代意义。这主要可体现在道教中人在观察自我、天地及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科技、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及形成正确的名利观方面的巨大作用。下文主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在“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的指导下，道士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努力利用人类智慧制造神药以求长生不死，在制造神药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细致考察之后所得出的一番精辟见解：“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在这里，李约瑟博士所指的“道家”是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先秦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又包括汉代以来的道教。
道士们修炼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延年益寿、长生不老、飞升成仙。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首先对人自身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探讨了人体奥秘与机理，寻求治病养生的良药，而探讨的结果，便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医药学专家，像东汉时期的华佗、东晋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朝的孙思邈等，他们在中医药学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东汉时期，人称“神医”的华佗，发明了“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来锻炼身体，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也是体育科学史上最早的导引疗法。
他还发明了“麻沸散”，在施行手术前，对病人进行麻醉，使外科手术学获得了长足进展，这些都是对世界医学的重大贡献。又如隋唐之际，人称“药王”的大医学家孙思邈也是一位道士，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枕中素书》、《福禄论》、《摄生真录》等多种著作，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孙思邈不仅医术高超，医学理论精湛，在医学观方面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在医术方面，他运用动物甲状腺防治甲状腺肿大，用动物肝脏防治夜盲，用葱叶做导尿管为尿闭病人施行导尿术等等；另外，他所记录的下颌关节脱臼整复法至今仍为医学界所沿用。在医学观方面，孙思邈提出许多关于医学研究的目的、医著编撰的原则、医生应有的医德及医学与疾病的关系等各方面的独到见解。其中关于医学与疾病的关系，孙思邈提出一些很好的看法。
他将疾病按能否医治，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不治而愈；，第二类为“须治而愈”，第三类为“虽治难愈”，第四类为“真死不治”。在他看来，大多数疾病都可以治好，他说：“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生候尚存，形色未改，病未入腠理，针药及时，能将节调理，委以良医，病无不愈。”这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是一种积极而正确的医学观，激励人们积极进取。
由此观之，道教各种各样的治病保健的理论和技术，是世界文明宝藏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兼取西医之所长，相互补充，精益求精，将为现代医学文明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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