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盛世时期道教发展十分兴盛(2)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道教空前繁荣的时期。唐朝廷尊崇和扶植道教，除了出于一般的信仰和政治上的需要之外，还因为追崇老子为圣祖可以抬高家族的声望，提高唐朝统治者的身份。为了制造唐皇室是老子后裔的说法，除武则天统治时期，唐统治者从唐初就一直下达“尊祖”的诏令。

《唐会要》云：“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元元皇帝；至永昌元年，却称老君；至神龙元年二月四日，依旧号太上元元皇帝；至天宝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元元皇帝号为大盛祖玄元皇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号为大圣祖大道元元皇帝；十三载二月七日，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阙元元皇帝。”随后道教和道士倍受推崇。《旧唐书·隐逸传》记载：“王希夷，徐州滕县人。孤贫好道。……隐于嵩山，……及玄宗东巡，敕州县以礼征，召至驾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书令张说访以道义，宦官扶入宫中，与语甚悦。开元十四年。

下制曰：徐州处士王希夷，……可朝散大夫，守国子博士，听致仕还山。”“潘师正，赵州赞皇人。……高宗幸东都，因召见与语，……高宗与天后甚尊敬之，留连信宿而还。寻敕所司于师正所居造崇唐观，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初置奉天宫，帝令所司于逍遥谷口特开一门，号曰仙游门，又于苑北面置寻真门，皆为师正立名焉。”即使是在武则天崇佛抑道时期，也曾经追赠王远知“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改谥号升玄先生。”则天晚年，在《赐胡洞真天师书》中对道士胡超大加赞誉：“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尘俗，如轩历之广成，汉朝之河上。”

唐代流行外服金丹，帝王的求仙、服药大大抬高了道士和道教的地位。天宝二年，“太子宾客贺知章请为道士，还乡。舍会稽宅为千秋观”；宰相李林甫请舍宅为观；诗人李白、吴筠正式度为道士……白日飞升、平步青云的成功之路，霓旌照耀、羽盖淋漓的人间天国极大地刺激着人们求仙学道的热忱。这样一种浓厚的崇道氛围点燃了唐代女性求道的热情。

在唐代，许多公主妃嫔、贵族妇女、闺阁千金、贫女侍儿纷纷入道或者学道。武则天女太平公主，睿宗女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玄宗女寿安公主，代宗女华阳公主，宪宗女永嘉公主、永乐公主，穆宗女义昌公主、安康公主等都曾为女冠。公主入道，贵族小姐也频频效仿。元代赵道一编修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云：“蔡寻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腾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有异越，生长富贵无嗜好。每欲出家学道，父母不能夺其志。唐德宗贞元中，相友入庐山寻真。”诗仙李白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诗，这二首诗可以作为李腾空是道士的佐证。

而诗中“送内”的“内”也是出生于贵族家庭——宗楚客家的宗氏夫人。《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选载有女道士冯得一的事迹，云其是“赠工部尚书昭泰之孙，鸿胪卿绍烈之季女”。但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却偏偏“炼骨道成，玄根厌世”，“精五千之玄理，明六一之丹方”，最后成了五通观威仪和观主，一个标准的道门领袖；在民间，有白日飞升的华阳谢自然、尸解仙化的南海卢眉娘、鹤飞尘外的庐山梁洞微、服食云母的广州何仙姑等等。

《新唐书·百官志》载：“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八，女官九百八十八”，天下观女性多于男性似乎不太可能，但从这个数据我们对唐代女性入道的普遍性可窥视其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