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道文化作为根本性主体之一，并以此延伸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这个整体性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之前，最迟是诸子百家时期的道统裂变，以百家分派作为分水岭。所以，诸子百家时期以前的中华文化整体性早已经定型，后续的发展不过是不断地丰富、填充这个精密、错落而宏大的骨架罢了。
很多人习惯地认定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为文化灿烂时期，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五四运动”功劳在触发了多彩的文化。有人因此认为“多元化”就是文化发达的最好表现，然而这种现代思潮下产生的惯性思维是值得商榷的。文化多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该“杂、乱、花”。家里的电脑如果同时运行十几个操作系统，运行效率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诸子百家与五四运动虽然在当时是历史的必然，但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文化的悲哀，因为思想的过分多元导致了加剧了当时思想和人心的不稳定，于是稳定的社会和民生便也无从谈起：这种多元是以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代价的。
今天的我们是幸福的。如此强大的中国，正带领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复兴和稳定。此刻的中国，也正该在“多元化”的文化中寻出“归元化”的指向，以再次邂逅古人的智慧，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精妙之处。
在此过程中，道文化承担着一种根本性的角色，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关键性的概念，本质上也毫不意外地具有对立、统一、相生、相克、互根互用的道文化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男尊女卑”的意义其实与《清静经》中的对立性特点相一致。“男尊女卑”中的“男”与“女”，其实是借用性别的社会性提出的一对相对立的概念，位“尊”未必高贵而凌驾一切，位“卑”未必下贱而遭受凌辱与蔑视。“尊”和“卑”本身只象征着某些中性意义的内容，并不带有任何的褒贬性意义，只是现代直接而片面的思维习惯，把“尊”对应于“高贵无比”，“卑”当成“下贱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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