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最早的药物学典籍是《神农本草经》，里边记载了365味中药。但这些药物不是象现代人想象的那样，是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实践中一点点的积累、总结出来，再由若干位医家陆续写成的。甚至也不象某些人传说中那样，是“神农尝百草”一样样的“尝”出来的。
“神农尝百草”的说法见于《淮南子》，内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但完全没有说神农用“尝百草”来确定药物主治功能的事。汉代以后，一批好心的医家，包括晋代的皇甫谧、唐代的司马真、清代的茆林，便根据这段文字和自己可以接受的想象和理解，把这段文字推演为“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结果是帮了倒忙，使得连“神农尝百草”这种充满实践意味的说法都不相信的现代人干脆说是“托名”。
可是我们从《汉书》的补注中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认识：神农之所以能获得各种药物的主治功能，是因为他拿了一根“赭鞭”，走遍“五岳四渎”，凡是“土地所生”的药草，他都一一的“鞭问之”，“得其主治”。换句话说，他是用了自己的神力(即与其它低级生命交流思想的特异功能)，逼着那些药草把自己的主治功能告诉给他。
首先，这则补注与《淮南子》不矛盾，而只是有所补充；其次，它与皇甫谧等大医学家、大历史名人的说法背道而驰，我们认为绝非空穴来风，因为那等于是自找麻烦。再次，“尝百草”来定主治的说法，仔细想来其实是违背逻辑的：《神农本草经》以及后来的诸多本草中有关药物主治与气、味的对应关系(比如苦入心、有清热的作用)，是在知道了许多药物的主治后，加以归纳、整理和对比后抽出来的规律。
药物四气、五味的范畴比起药物主治功能的范畴要小得多。从大范畴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构成小范畴，那是合理和可能的；但反过来，要从很少几种特性去确定大量的各不相同的药物主治功能，那就完全是反逻辑的。
基于以上的考虑，再加上神农是著名修炼人、并且有其它神迹这一事实，我们认为《汉书》补注中的记载远比其它说法更为可信。至于说草木有思维、可以和人交流，这在历史记载和近代的科学研究中也是已经证实了的事实。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是有名的修道人，后世称为孙真人。自从他的“大医精诚”一文问世以后，后世医家都把它当作为医的师范。其实，要达到“大医精诚”中提出的标准，确实是很难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要求作医生的人要同时是一个修心的人，使自己的心性达到、并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大医精诚”中的“精”指医技、“诚”指医德，两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个要求就是要正心，要完全作到已经很不容易了。当一个人自知没有达到这个要求，而在医疗实践中努力去达到时，那已经是一个修炼过程了。不仅如此，对于病家的痛苦要象自己的痛苦一样，不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等等艰苦，“一心赴救”。
这就要求不但能磨心，还要能磨身。对于生疮、下痢，体有臭秽的病人不能反感，要有怜悯心。“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孙思邈是反对杀生的，因为他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不但不能追求名利，就是“自矜己德”、“炫耀声名”也是不许可的。总之一句话，要达到孙思邈这个“大医”的标准，除了真正修心、磨练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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