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著作《埋忧集》中说了一个嘉庆年间的故事。
说是他家乡有一位姓朱的先生，他丧妻无子，唯有一女年方十六。
一天小姑娘在准备睡觉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书生进屋来了，她吓得想叫，但怎么都叫不出声，动也动不了。
自此后小姑娘昼夜颠狂，忽唱忽笑，严重的甚至扒衣裸奔，实在让人不忍直视。
朱先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找了很多人，想了很多办法来赶这个鬼，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有人给想个了办法，说东岳大帝治下的城隍庙治鬼最为灵验，于是朱先生写了状纸，跑去东岳城隍庙烧了。
朱先生回家后，看到女儿做在床边，手指窗外说：“阿爷，我刚才看到那个鬼被枷锁困住，哭着被押走了。”
从此，他女儿再未被鬼闹过。
这种告状的方法是通过阴曹地府来伸冤，求阴曹地府在阳世显示报应彰显公道，所以也叫“告阴状”。
所谓的“告阴状”，或称为“放告”、“烧王告”。告阴状的对象有鬼也有人，它通常是一般百姓在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诉时，求助於冥界神明的一种方法。
告阴状的仪式几乎都和冥界诸神有关，尤其和城隍爷、东岳大帝最为密切。所以时日的选择多是以上诸神降应之日。
“告阴状”分为具状及申状两个环节，皆有时日仪轨对应，马虎不得，有点叫号等位的意思。听到喊冤，接了状子，冥府会将其人（原告、被告）拘来，阴司论对，按判执行。所以八爷的帽子上写着“你也来了”，生魂拘到府不会有太多影响，只是晚上会睡得昏沉，事后有一些会记得梦境。
府司接了案子，那就板上钉钉了，恶人除了官司失败，还会被削禄夺纪，运气衰败是一定的了。
传统社会里，告阴状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公开地在民众面前放告，第二种是私下地放告。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公开放告仪式似乎相当流行。以温州忠靖王庙会为例：
告状人身穿丧服，披头散发，手持神香黄纸状，高喊“冤枉”，求东岳爷伸冤。公差先是将他赶走，告状人再度哭着上前，如是者三次，到了第三次才准他到案前，跪呈黄纸疏，哭诉冤情。公差接着把黄纸疏在香炉上焚化，说道“圣王知道，听候定夺。”叫告状人退下。“放告”到此便结束了。
第二种告阴状的方式，由于没有公开或表态的风险，因此远较第一种告阴状流行。例如某些地方的信众如果遭受冤屈而无处可诉时，可请庙方替他写一份牒文或诉状，向神明报告整个事件的原委，请他们做主，解决或惩治恶人。
关于告阴状的来源，可能也与古代和中古时期“塚讼”有关。所谓的“塚讼”，古人相信在这种死人告活人的情形下，会导致活人生病或死亡。祖先会加害他们，因此只好不择手段地来对付他们的祖先。这种恐惧感可能来自家族里的紧张关系和纠纷。
唐朝时期，人们似乎普遍存在着对塚颂的恐惧，这在唐代的志怪中可见到不少例子。在宋代的笔记和元代的杂剧中，也有许多死人告活人的例子。在明清以降的《目连戏》和傀儡戏中，则透露出人们对死人在阴间控诉活人有相当程度的恐惧。可知自古以来有许多人担心会遭到死人的诉讼，因而透过各种宗教仪式来解决问题。另外，从宋代开始，也可看到有活人告死人的案例。
从这些神判仪式中，可以显示传统汉人社会中人与人、人与鬼之间的纠纷颇为严重，使得人们尝试着以地狱的司法体系来解决问题，因此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而各地城隍庙通常也悬挂着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悔者迟”等匾额。
当然了，关于告阴状，多是流传于民间，可见人们对城隍或其地狱司法体系虽有着恐惧，但也有一份信心和依赖的心理。换而言之，至少有一部人相信，即使无法透过官方的司法体系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可以诉诸于较公正、讲求善恶皆有业报的地狱司法体系。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人如果做了亏心事，尽管别人不知道，但是鬼神皆晓。人心生一个念头，不管是善是恶，天地鬼神都知道，因此，要时时警策自己，不要随便动恶的念头。
天网恢恢，报应自速；天地无私，神明监察。阳罚能躲过，阴律哪里逃。为人万莫欺心悖义，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自远矣；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自远矣。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损人利己，切宜戒之。一毫之善，于人方便；一毫之恶，劝人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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