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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与佛经翻译事业,已开展其奔腾澎湃之势,西域佛教名士如支谦、支亮、支遁等人,留居中国,且与魏、晋时期国内诸名士,都有密切交往,学问切磋,也彼此互有增益,事载于佛道两教典籍者,姑不具引。即在六朝笔记《世说新语》中,亦可知见一斑。
国内佛教名僧如道安、僧肇等辈,都是深通中国文化如“三玄”等学,甚之,援道家名辞理念而入佛学,乃是非常普通的事实。初在庐山创建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原本修习道家,后来服膺佛教,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法门,与道家的栖神、炼神方法,又极类同。
西域来华名僧如鸠摩罗什,对于老、庄之学,尤其熟悉,故翻译佛经,引用“道”、“功德”、“居士”、“众生”等等名辞,如数家珍,也都是采用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家语,此在中印文化思想的交流,佛、道两教教义的调和,已理有固然地走上融通途径。
至于修炼的方法,佛教禅定之学,与道士修炼内丹之方,其基本形式与习静养神的根柢,完全形似。佛家出家观念,与道家避世高蹈的隐士观念,也极相同。佛家密咒、手印与道术的符箓法术,又多共通之处,于是融合禅定、瑜伽、丹道而为一的后世正统道家内丹修炼方法,便于此时深植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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