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未改变，历史只在反复，很多未来的答案都是历史里，读懂了历史，就读懂了未来。
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等于殷鉴不远。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
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
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一曰「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么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逆子。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
「权大欺主」是皇权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太过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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